眼镜

　　■翁德汉

　　除了睡觉，眼镜对我而言，就和空气、水一样。

　　细细算起来，和眼镜相伴二十几年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了。

　　舟儿有一天看电脑看太久被我批评了，我说他长期下去，一定会近视的。他说他们班级只有五个人没戴眼镜了，他是其中之一。言下之意是他的眼睛还好着，让我不要多管闲事了。这的确是普遍现象，好像成了时尚一样，颠倒了过来。不过后来，我看他的眼睛不对劲，看手里的东西时往往摆不正，于是带他去医院瞧瞧。结果发现他的左眼睛七十五度，右眼正常，但是为了矫正，也给他配了一副眼镜，上课的时候戴戴。为此，还被我嘲笑了好久。

　　这让我想起，初中毕业的时候去体检，眼睛还是五点几的，读了三年的师范学校后出来，看到路上的行人，只有走近了才看清。有的长辈说我没有礼貌，看到他们还不主动叫，读书读到狗身上去了，还告到父母那里。这真是比窦娥还冤啊。

　　我的眼睛近视了，坏就坏在学校里晚上装勤劳。

　　学校规定九点半就寝。我是寝室长，偶尔配合老师检查别的寝室是不是按时就寝。所谓检查，其实是我们站在下面，从小窗口看进去，有灯光说明还没睡。或者耳朵贴门，听听有没有声音。读师范的，都很遵守规则，九点半后都睡了。

　　虽然我是检查人员之一，但是自己经常夜里起来看书写稿。大家都睡了后，我起床了，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拿同学的画板加上自己的，一共四块。左右各两块放好，再拿一块压上面，前面补上，头钻进去后打开手电筒，灯光就不会大量泄漏，在寝室外巡逻的老师也就不会发现。这样的事情干多了，眼睛不近视就怪了。于是就成了典型的反面：读书成绩不突出，眼睛倒近视了。我也不是没有收获，记得发表的第一首诗歌《黑夜抒情》，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写出来的。此情此景，此诗歌，到如今依然记忆犹新。

　　毕业后的第二年，我还是去买了一副眼镜。因为学生们造反了，说我经常认错人，甚至男女不分了。

　　这副眼镜是在瑞安县城买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瑞安的眼镜店已经不少了，其中有一家专门瞄准学生的，直接取名为“教育眼镜”。但是我忘记了是不是在这家店配的眼镜。

　　眼镜戴上后，我回了一趟母校，正好碰见了一个矮矮的，一直让大家比较讨厌的男老师。他一看我戴眼镜了，就来问我多少钱。我说两三百啊。他就摘下自己的眼镜，从兜里掏出布擦了起来，然后说他的眼镜都只有几十块钱的，而且戴好几年了。拿他的眼镜戴戴看，模糊不说，还一道道划痕交叉在一起，这和我新买的、干净又清晰的镜片完全不一样。虽然此后就没见过这老师，但在我心里，他就是那镜片了。

　　买了眼镜，眼前清楚了许多。按照一个买眼镜比我早的同学所言，就是连汗毛也看清楚了。这当然夸张了，但是起码不会再让学生有意见，不会再有亲戚告我没礼貌。

　　初戴眼镜，适应起来需要一个过程。有一天早上我吃了早餐后，直接上班去了。等到了学校，又看不清学生的脸了，才发觉没有戴眼镜。这一天，我魂不守舍的，担心眼镜在家里会不会给长辈们不小心给弄坏掉。

　　过不了多久，眼镜真的坏了。

　　我家原来在温瑞平原中部一半山腰上，全村整体搬迁后，房子都要自己建。对于任何人家来说，建房子都是一件大事，我家也不例外。房子要一层一层地建，每一层都要进行水泥浇筑。浇之前，要用木板做一个“大盒子”，水泥灌进去后固定下来。这一些，本是要雇专门干这活的人做的。但是这样的人往往比较“忙”，心想这有那么难吗？那天是双休日，我就自己拿着撬棍去撬外面那层木板了。头低下来，双手一用力，整个身体动了起来。在物理意义上讲，眼镜不是身体的一部分。身体动得过于剧烈，眼镜就掉了下来，“砰”的一声，落地了。我连忙捡起来一看，眼镜架还完整的，但是其中一片镜片已破碎了。在懊恼之余，我得出一个不是结论的结论：有些钱还是要给别人赚。

　　换成树脂镜片后，掉地上再也不怕碎了。其实戴上眼镜以后，掉地上是日常行为，只是掉的角度和结果不同而已。有时候眼镜掉地上了，响声出来了，连忙捡起来。“阿弥陀佛，谢天谢地，还完整的。”

　　有一天开车去一个货场取几捆书，货车倒退时撞上了我的车子。路上行车最怕发生这样的事情，既浪费时间又需要精力，我最讨厌了。我这个人一急起来，情绪马上失控，猛地拉开车门，一东西“咚”的一声掉了下去。我低下头查看，原本戴得比较松的眼镜从耳朵上滑了下来，落在了车的门框上。车门正依照其本身所设计的能力往回关，“哄”，和眼镜来了个亲密接触。那一刻，我心落谷底，如果眼镜坏了，影响我开车，就回不去了。想归想，手也一直未空着，捡起眼镜一看，断掉了一只“脚”了。现场要处理的事情不少，没有眼镜，我相当于瞎子了，于是用一条细绳绑住眼镜架的卡口，另一头挂在耳朵上继续行事。

　　我心里或许觉得一只耳朵架镜框，另一只居然绑绳子怪怪的，怕被别人取笑。后来也证明，是我想多了，现代社会大家都忙着，谁会关注你耳朵上的一根细细的绳子呢？

责　编：翁德汉

监　审：林颖达

总监审：周乐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