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堵车不堵心

　　在堵车中，我们失去了对时间和进程的控制。我们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只能被动等待。现代人在社会机器、工作压力和人生轨迹面前的无力感、失控感，以及对时间流逝的焦虑，甚至会让人对着空气破口大骂。

　　堵车是我们的日常困境。我们被成百上千的车辆和人包围，进不得也退不去，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交流。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金属盒子”里，与外界隔绝。这或许是现代人在人群中的深刻孤独感——看似紧密相连，实则原子化生存。

　　截至2025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亿辆，其中汽车3.59亿辆，汽车驾驶人数量5.15亿人。如今只要有路的地方就有车，路宽的地方开汽车，路窄的地方骑摩托车。城市人群集中的地方，除了深夜，无时无刻不塞满汽车，尤其是医院、学校门口更为夸张。

　　计算好路上正常行驶需要的时间，提前十分钟出门，结果其他车辆发生事故，三车道只剩下一条，道路成了漏斗，车子都往唯一的道上钻。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急得不停地按喇叭，无奈之下只好向相约的人解释堵车。无论是什么场合，约会、上班、上课，问为什么迟到，九成的人会说是堵车。有的可能是借口，但大部分是真实反应，此乃普遍现象。

　　现代城市和交通系统是人类理性规划的巅峰之作，旨在实现最高效率的流动。然而，堵车正是这个精密系统失控的体现。它隐喻着无论我们的计划多么周详，系统内部微小的扰动，一个事故、一次变道，甚至一次刹车，都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瘫痪。

　　堵车后，加塞、抢道、不让行比比皆是，否则就钻不进那个漏斗。对每个司机来说，自己的选择都是理性的，是为了更快到达目的地。但当所有人都采取这种“理性”行为时，结果却是集体的非理性——所有人都被困在原地。这完美隐喻了现代社会中的“公地悲剧”和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

　　说到堵车，驾车人对两个时间点特别敏感。一是早晚高峰期。孩子集中时间上学，上班族集体出门，大家都集中在路上，早高峰因此出现。傍晚要下班，晚高峰出现了，天天如此，双休日亦不例外。二是春节和国庆假期的高速公路上，不堵不成节，尤其是头尾几天。最可怕的是那一年春节，高速公路冻成冰路，车子被滞留其上，无法驶出，酿成灾祸。堵车强制我们停下来，在一个人人都在追逐“更快、更高、更强”的社会里，堵车提供了一个罕见的、非自愿的“暂停”时刻。它迫使我们面对自己，可能引发对生活方向、人生意义的反思。这趟原本为了到达某地的旅程，本身变成了一种存在状态。

　　我不喜欢被堵在路上，进而影响情绪。无论去哪里，我总是提前一大段时间出门。我上班一般情况下遇不到高峰期，六点半就驾车出小区，七点未到即达单位。下班时坐在车上，首先打开手机导航，看选择哪条路合适。我接送孩子上学和外出学习，几乎不迟到。又比如去医院，宁愿早到等待，也不愿意在路上后悔迟到。

　　我被堵在路上最长的一次是十几年前在川西二郎山的318国道上。前面发生重大事故，我们旅游车无法过去，也无小路可行，只能干瞪眼等待。而我对此无感，车子被堵了多久，我就在车上睡了多久。堵车是对人性的终极考验，它能激发出人最好的品质，如耐心、忍耐，和最坏的品质，如愤怒、攻击性。“路怒症”就是压力下人性失控的缩影，隐喻着文明表象的脆弱性。

　　几年特殊时期，瓯海大道上很少堵车，大家没事待在家里。过后，各地大力发展经济，效果显微。某天发现瓯海大道非早晚高峰也堵车了，说明经济发展的速度快起来了。高密度的商业区、工业区和居住区往往伴随交通流量增加，区域经济活动频繁会导致车辆使用需求上升，进而引发拥堵。商业繁荣区域因人流、物流集中导致交通压力增大，说明消费需求增长，人口流动性强，大城市人口集中加剧通勤压力。

　　总是有人在质问，为什么有关部门不改善堵车状况。车道就像社会阶层，有的人可能出生在“慢车道”，努力想挤进“快车道”，但发现快车道也堵死了。特权阶层或许有“应急车道”可走，而大多数人只能在原地挣扎。它隐喻着社会流动性的僵化和上升通道的阻塞。

　　堵车是一个多棱镜，它映照出一个悖论：追求极致的流动，反而导致了极致的停滞；一种困境：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无法调和；一种状态：现代人普遍的焦虑、无力、孤独与被围困感；一面镜子：照出社会系统的脆弱、僵化与不公。

　　堵车是这个高速运转的、追求效率的现代文明的一个巨大减速带。它强迫我们慢下来，不仅是为了安全，更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看清自己所处的这个系统，以及在这个系统中那个焦躁、孤独却又不得不保持耐心的自己。它提醒我们，目的地固然重要，但被我们忽视的“过程”本身，可能就是生活的真相。

编辑: 马慧琼  

本文转自：瓯海新闻网 ohnew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