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赋沧桑

　　一

　　我一直认为，夏日的山地最有力量。

　　我老家在温瑞平原中部西侧半山腰上，村居周围均为山地，开垦自山林，小小的一块都能产出。夏天里，我经常跟随父亲上山，将每一棵番薯藤翻个身。藤本贴地，久而久之在土壤里扎下根，长出小番薯，分散整株营养。我的任务是将藤分散出来的根拉断，有时往往拉出个小番薯，马上剥皮吃，刚刚好切合嘴巴和肚子。我喜欢干这活，不用出大力，只需弯一下腰，双手捧着番薯藤从根部开始理出来即可，甚至可将过厚之藤摘掉带回家喂猪。年少时的腰怎么弯都不会有异议，站直看深厚整齐躺着的番薯藤，甚为自豪。

焕发新魅力的粮站 王斌 摄　　

　　此时山地里匍匐着的都是番薯，无论站在山里哪个位置，一眼望去绿意盎然，一片生机。大人见面相互恭维：“你今年种了不少，不少于一万藤吧。”“你的更多，有一万三哦。”“我家人多啊，能不多种吗？”瓯江两岸，飞云江左右两侧的番薯塞满了人们的记忆，常常看到文友写的曾经的番薯故事。

　　深秋起西风时，我们迎来农忙假，帮父母晒番薯丝。父亲带我们来到地里，他首先砍去番薯藤，用条锄挖出番薯，再挑到专门晒番薯丝的地里。这地面朝太阳，一天到晚均被阳光覆盖。母亲先用刨刀刨去皮，这番薯丝晒出来当猪食。刨去皮的番薯重新再刨成丝，晒出来的番薯丝是我们的主食，囤积在我家二楼。从地里挑回家，我总是和父亲说我愿意挑番薯丝，不想担番薯。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也这么想，但生活并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该担还得担。

　　还有一种主食叫大米，它和番薯丝一起煮，是我们的一日三餐。

　　我们半山腰的村庄，在解放后分得了山下平原地带稻田，我家大约有八分，一年种两季。春季播种一个月后插秧，夏季收割来的稻谷叫早稻；夏季插秧两个多月后收割的稻谷叫晚稻，其中分出一点田地种糯米稻。晚稻米比早稻米好吃，米比番薯好吃。从山下将稻谷挑到半山腰，付出的汗水至今还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村民们慢慢从田里聚拢，到了山脚小路成一条线，如蚂蚁般移动。我是只小蚂蚁，挑着一小担稻谷挤在队伍里。挑到水库上游的桥，大人们吓唬我说桥下有鬼，专门抓小孩。我的右手压在扁担上控制担子，左手抓着父亲的箩筐走过了短短的桥，长长吁了口气。

　　二

　　稻谷割完，番薯丝晒好，冬天来了。

大门前河边台阶长满杂草的旧粮站 翁德汉 摄

　　某天，我家院子里来了一批人，认识的是村里干部，不认识的不知道是从哪里来，边上还有穿警服的，父亲也夹在他们之中走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秤，部分人手里拿的是麻袋之类的袋子。父亲从其中一人手里拿来几个袋子进了家门，摆好楼梯后上楼，扒拉开盖在番薯丝上面的各种尼龙和布。父亲将袋子口打开贴在番薯丝上，往里扒拉，装满一袋又一袋。他装满后，那批人里出来几个人将袋子递到楼下后提到院子里，当场称重。边上有两三个人手伸进袋子里摸一会儿，摸出一把番薯丝到鼻子底下闻一闻，说今年风调雨顺，晒的番薯丝都不错。站旁边看热闹的隔壁邻居说我们要吃一年的，能不晒好吗？

　　不一会儿，父亲出来时，院子里装了好几袋我家的番薯丝。父亲问称重的人多少斤了，那人报出个数字。父亲转头问一个手里拿笔的人：“够了吗？”这人说再装半袋应该差不多了。父亲又进去装了半袋。

　　第一次看到父母辛苦一年才晒出的番薯丝被别人挑走，我很是不解。晒番薯丝的辛苦我有切身体会，每一根都是我们全家，尤其是父母的汗水换来的。等他们去了邻居家后，母亲说这是我家在交公粮，家家户户都要交。公粮可以是番薯丝，亦可以是稻谷，两者折算价格不同，所交数量不一样。若是交稻谷，番薯丝所交的数量会大大减少。但母亲说我们村几乎没有哪户人家上交的公粮是稻谷，除非那家不种番薯丝。

　　我有点不相信母亲的话，村东头老奶奶夫妻没有下田地干过农活。我家最优质的一块山地旁属于他们家，而耕种的另有他人。实际上，村民对哪块地是谁家的都很清楚，老奶奶家的地少于其他村民，但数量不少。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命根子，老奶奶家将山地和稻田或租或送给其他村民耕种。村民种了他们家的地，按照约定给一定的租金——种什么给什么。年少时，我帮一孤寡老人养羊，说将来生两只羊，则一家一只，就是一半。老奶奶的租金也会得到一半的粮食，母亲说这足够交公粮了。

　　“公粮”指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农业税条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8年6月3日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农业税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农业税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狭义上的农业税仅指农业税，它是国家对从事土地耕种的粮食作物、薯类作物以及经济作物的农户和单位所征收的一种收益税。”自明朝番薯传入我们国家，慢慢地进行大面积种植，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农业税里特地指出薯类作物，可见番薯及番薯丝的重要性。

　　后来我才知道，农业税税率通常为常年产量的15.5%左右，不包括各种“三提五统”等收费的情况下加上地方附加，实际负担率一般在20%左右。老奶奶收来的租金远远超过了所需要交的公粮。

　　交了公粮后，老奶奶两口子吃什么呢？他们家是华侨之家，孩子在法兰西，有法郎汇回来，换成人民币可以买粮食。村里勤劳的人不少，起早摸黑，收获的粮食满足家庭之用和交了公粮外，还剩下不少，自然选择出售，换回一张张钞票用于改善生活质量。

　　每年春天，总有平原地带村民挑着稻谷来我们山上，换成番薯丝挑回去。来时只用挑一次，回时挑好几次，只因稻谷过少，家里人口多。这也是那些粮食过剩的家庭才会做的事情。

　　我们村有个奇人。他经常不穿上衣在村里晃荡来晃荡去，皮肤白得让妇女们窃窃私语。村民们古铜色的皮肤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因他从来不干农活，更奇怪的是宁愿地荒着也不让别人帮忙种。他的公粮交不交？法律规定的农业税能不交吗？

　　农业税是中国最古老的税种之一，俗称“皇粮国税”，有超过2600年的历史，奴隶制社会夏代的“贡”是其雏形。“春秋时期，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对土地特产征收实物税，成为我国农业税成熟的标志。以后历代统治阶级均对土地产物征税。如田赋、摊丁入亩、地丁银、土地税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税称为‘土地税’‘公粮’。”

　　那奇人的粮食从哪里来？群体能互补，勤劳的人和懒惰的人互补。奇人没粮食但有钱，买就解决公粮问题了。父亲说他经常消失一段时间，村里人说他去外地赢钱去了。我们家煮饭一半是大米一半是番薯丝，他家天天吃白米饭。1993年后逐步推广货币结算，他直接交钱就行。

　　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每天步行到位于平原地带的中学读书，经常去同学家玩。有天同学父亲说要去交公粮，我觉得奇怪，我家是工作人员来收，他们家是将公粮装上板车送到粮库，怎么不一样。同学父亲解释说山上的粮食量大，征收来后组织人员挑到山下，再装船通过温瑞塘河直接运到县城。

现代粮库 王斌 摄　

　　我好奇地跟着同学一家来到粮站，门前早已排起长龙，板车一辆连着一辆。板车上装的麻袋特别多的，是两三户人家一起交公粮。这浩浩荡荡的队伍是一条长长的城，比任何风景都要美丽，都要精致。

　　粮站里面，会计员架着老花镜，手指在算盘上飞舞，珠子相击之声清脆可闻。验收员手持铁钎，倏地刺入麻袋，带出的稻谷被他投入口中细细咀嚼。旁边的农民一脸紧张地看着验收员的动作，这一咬一嚼之间，便判定一户人家半年的辛劳。每一只麻袋均被验收员刺一次，所刺位置各不相同。某户人家被验出“水分超标”，拉回去重新晒晒。

　　粮站里面，那粮堆极庞大，远远望去，便如一座金黄的山峦，突兀地耸立在水泥坪上。它似乎是一头巨兽，不停地吸纳日月的精华，吞吐着人间的烟火气。它被不停地加高加大，人们将一袋袋沉重的稻谷扛上高高的木板，再打开倒上去，偷懒的直接半途即倒，下面的管理人员就大喊大叫。这个过程极其耗费体力，被管理人员盯着的农民只能辛辛苦苦地扛到顶端再倒。

　　走近些看，这粮堆越来越高，愈发显出它的雄壮，一粒粒谷子紧密地依偎着，彼此支撑。但它们并非静止的死物，总是在蠕动着，散发一股神圣的香味，夹杂着汗水、阳光和智慧，比任何言语都更有力地诉说着关于生存、劳作和希望的故事。

　　农民的劳动成果首先用于保障国家，自身的生活改善被放在了后面。据学者测算，在1950—1978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大约从农业部门取得了5100亿元的资金。在1979—1994年间，这一数字约为15000亿元。在国力薄弱的特定历史时期，农业和农民通过“交公粮”这种方式，为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历史性贡献，确保了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维护了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这也意味着农民承担了沉重的负担，“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2006年1月1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废止1958年通过的《农业税条例》，“皇粮国税”正式成为历史，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

　　2024年年底，走亲戚时路过那一带，看到原来粮站的土地和边上一起建成了一个小区，中间的广场上，正有妇人们在跳广场舞。彩灯旋转，乐声激昂，她们不会记得这里曾经堆放过如山的稻谷。常年在瓯海大地行走，我看到有的粮站改造成各类服务场所，重新焕发光彩；有的荒废在时间长河里，让人偶尔打捞于言语中。那些交公粮的岁月，终将成为民族记忆里最深沉的底色。

编辑: 马慧琼  

本文转自：瓯海新闻网 ohnew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