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我的书桌

　　儿子入伍后，我的生活极其简单，晚上的时间都属于书房。而书房的中央就是一张大书桌，上面摆着齐泽克的《视差之见》。书桌呈暗红色，桌板之下无抽屉，显得格外疏朗，让双腿得以自由延伸。桌腿弯曲着落地，最终由一根木头连接在一起。于我而言，书桌是喧嚣世界中圈出的“一平方英寸的寂静”，摊开书本，它就成了宇宙的中心。

　　曾经的书桌，是我求而不得之物。

　　年少时，家里只有一四方饭桌。而饭桌的高度属于成年人，我们坐着吃饭已经很勉强了，写字完全不可行。这时候凳子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家里的凳子一般是简陋的长凳，一张可以坐两个人，外表还是原始的木色，没有经过油漆加工。我端来凳子，到石头门槛边，凳子当书桌，门槛作凳子写起了作业。

　　我在不断长高，凳子却在原地踏步，慢慢不适合我这副农家少年的身躯。初二开始，因为喜欢上几何这门课，成绩突飞猛进，慢慢开始有奖状了，作业也开始多了起来。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个大柜子，外面油过漆，挺光滑。父亲把柜子侧着放，下面用粗糙的凳子垫好，就成了我的书桌。这个安静地挺立着的书桌，被父亲配了挂在墙壁上的灯，还在灯上遮了一张厚纸，这大概是我见过的最早的台灯了，灯光所到之处就是我的书房了。

　　这柜子做工精细，五个柜子面连接处相嵌，一点也不尴尬，做桌板的这面没有多余的地方，不妨碍我写作业。桌板上面有划痕，可能是和墙壁碰撞产生的不良后果。它还有个大肚子，里面可以放书。我们当时的作业不多，老师送了我一本数学题目册，我天天在完成作业后写这些题目，经常熬夜。那时我还没见过咖啡，但家里自制的绿茶不少。新茶出来了，我泡了一杯浓茶抵抗黑夜，一直熬到凌晨两点。外面的爷爷看到了灯光，问我怎么还不睡，我说还有题目没做完。坐在那里写作业，我只和题目打交道，脑子里交杂的就是题目。

　　初中毕业后我去小城读师范学校。这张柜子书桌大概太占地方，被父亲移走了，就这样消失在我的生命里。它是我人生一个重要的渡口，渡不过，我就在彼岸徘徊。幸运的是我渡过了，命运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点点灯光照亮往后的每寸光阴。

　　在师范，教室里的课桌、寝室里的桌子，甚至学校草坪都是我的书桌。我在教室里学习做作业，在寝室里点蜡烛午夜写诗歌，伴着夕阳在草坪上读书。手上有书，心中有桌，走到那里都是书房。师范三年，我读了大量的经典作品，接触了《读书》这样的顶级杂志，挣扎出了自己的茧子。那时，我还未满十八岁。

　　那是书桌最自由的年代——因为它无处不在。我告别师范，踏上社会，直到五六年后，才真正拥有一张自己的书桌。说是书桌，实际上是二十几年前流行的办公桌，左边是大抽屉，右边排列着三个小抽屉，桌面有个洞专门拉线用。它在我的书房里被书包围着，就是我的书桌。我向来缺乏安全感，去餐厅吃饭习惯靠墙位置，书桌和墙壁之间留出来的位置，就是自己坐的。坐在书桌后，我的右边是一排书柜，左边乃沙发，对面是窗户，这就是我的世界。在社会上我是个教师，在家里为人子，但在书桌前，我只是自己。在这张书桌上，我写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文章，后来还出了本书，留下的印记至今缭绕在心头。

　　行文至此，我摸了摸身前的书桌。那些在门槛上写作业的黄昏，在柜子前饮浓茶的深夜，在饭桌上敲打键盘的凌晨，仿佛都叠印在这张暗红色的桌面上。书桌是我最后的宁静，是读书人最后的堡垒，它代表一种温和的反叛——反叛碎片化，反叛即时性，反叛浮躁。在这方寸之地，我用专注对抗时代的洪流，用深度思考对抗信息的过载。

　　我又摊开齐泽克的《视差之见》。他说，真正的视差之见，是同一对象在不同视角下无法调和的裂隙。而此刻，我忽然明白：那张被父亲垫高的柜子、那张吃饭用的饭桌、那条门槛上的长凳，从来都不是同一张桌子，但又确实是同一张桌子——因为坐过它们的，是同一个人。从凳子到柜子，从饭桌到这张书桌，我不过是把“自己”从一张桌子搬到了另一张桌子上。书桌变了，读书人还在，这便是我们之间最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