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从一九九二年秋天开始

　　一九九二年九月，我背着一个廉价书包，拖着一只行李箱，在父亲陪伴下来到瑞安师范学校。此后三年，我与那条标准的四百米跑道，相爱相杀。

　　三十多年过去了，无论睁眼还是闭眼，我脑海里随时能浮出瑞安师范的三维图——教学楼、阶梯教室、两栋宿舍楼，还有操场。学校没有如今的大学那么大，但在当时的小城里却独树一帜。尤其是那间阶梯教室，几百人浩浩荡荡坐在一起上课，下课铃一响，我们站起来，木质的座椅便啪啪啪响成一片，像一阵骤雨。

　　很多东西已经消失在意识深处，不少往事模糊得让人自我怀疑，但老师们给我们上的当代文学课，依然历历在目。他们自己按照作家出道时间，编了一本简易教材，介绍本人，罗列代表作，讲述文本内容。记得讲过刘心武，代表作是《班主任》；路遥，《人生》与《平凡的世界》；阿城，《棋王》与《树王》；史铁生，《命若琴弦》。其中一位老师对史铁生格外推崇，讲课时眼圈泛红，差点落下泪来。

　　有一次在阶梯教室，老师讲述某位作家的小说，忽然点名让我说说看法。我说，每篇小说都会写到爱情。老师接过话头说：“对，小说都在阐述一种感情。”我嘴里那个稚气的“爱情”，被老师换成“感情”，按如今的网络说法，格局一下子打开了。

　　学校的草坪打理得齐整。夕阳西下时，我们三三两两坐在上面聊天，偶尔有老师路过，便围拢过去。一九九三年，我开始接触《读书》杂志，常去邮局门店买当期的，此后期期不落。

　　一九九三年，王晓明等学者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直指文学与精神危机，由此引发了“人文精神大讨论”。那是中国知识界一场关于知识分子价值、文化理想与市场经济冲击的思想论战。正方以王晓明、张汝伦、陈思和为代表，忧虑精神失落，呼唤理想回归；反方如王蒙、张颐武等，则认为讨论脱离现实，或指责其流露精英对大众文化的偏见。争论的焦点在于：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导致人文精神失落？正方视二者为对立，反方却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即是思想解放的成果。一九九四年，《读书》杂志加入讨论，将论战推向全国。

　　我们在草坪上聊天。我说，今年《读书》上的争论文章真有意思。老师说，八十年代末期的文章更精彩。当时我其实不太明白他的话，后来才慢慢懂得。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争论是“思想交锋”，核心是方向之争，源于国内外剧变，焦点是“姓‘资’姓‘社’”，实质上关乎“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各方观点尖锐对立，甚至出现了对经济特区、股份制等的严厉诘难，一度导致思想混乱、改革停滞。一九九一年，“皇甫平”文章引发的激烈论战，更使那一年成为“思想交锋之年”。

　　直到后来，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并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问题。他提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搞建设，迅速统一了思想，掀起了“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热潮，推动中国进入改革新阶段。

　　老师说的“精彩”，是那些思想交锋的文章；而我说的“有意思”，却是知识界在“自我救赎”与“价值重寻”之间的徘徊。那源于知识分子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时代巨变中所感受到的普遍失落与焦虑，说难听些，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不再需要别人指指点点了，知识分子忽然觉得自己不那么重要了，于是阵痛。

　　这场“人文精神大讨论”里，大家一边为题材的自由而欣喜，一边又为文学变得“庸俗化、商业化”而焦虑。这种矛盾心态，恰恰说明思想解放正从精英层面走向世俗生活，深刻且复杂。

　　南方谈话之后，“姓社姓资”的争论被搁置，作家们彻底卸下了“为路线辩护”的思想包袱。此前不敢碰的历史复杂性，比如《白鹿原》；探索人性欲望的，如《废都》；呈现个体苦难的，像《活着》，集中爆发出来。这种“从宏大叙事转向生命体验”的转变，正是思想解放落地于文学的直接体现。

　　思想解放不仅解放了观念，更解放了生产力。一九九二年后，出版业加速市场化，作家开始靠版税生存。文学第一次成了畅销商品，书店里不再只有政治读物，创作与阅读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一九九三年出现的“陕军东征”等文学现象，背后都有市场运作的影子。据说出版社问《白鹿原》作者陈忠实，要拿版税还是稿费，陈忠实让他们看着办。出版社为了市场化，替他选了版税。后来随着《白鹿原》火爆，陈忠实拿版税拿到手软。

　　我曾在好几篇文章里写到过《废都》，以及我买《废都》的事。《废都》是贾平凹的作品，出版前已炒作得沸沸扬扬。在没有网络的时代，能炒到那种程度，可见造势力度之大，连我这个在校读书、未满18岁的学生都听说了。老师一再讲，《废都》达到了四大名著的水平，建议我们买一本读。于是我和一个同学几乎每天去书店，看有没有《废都》卖。后来在新修建的一条大街上的租书铺子里，终于看到了，如获至宝般买回来。撕开薄膜翻开，里面全是一段段“省略多少字”，不敢在同学面前炫耀，只偷偷看完了。事后问老师，他们也尴尬得很。后来我那本《废都》散了架，才发现是盗版书。《废都》一九九三年首印五十万册，两年内正版及半正版累计约一百至一百二十万册，而同期盗版总量估计超过一千万册，贾平凹本人曾收集到六十余种不同的盗版版本。

　　彼时的学校老师们比较兴奋，他们是思想也解放了，所以积极向我们介绍当代文学。记得最清楚的一个音乐老师，刚来时骑自行车，一两年后换成了摩托车，不久开上了小汽车。

　　从今天的文化现象回望，那场讨论像一声“提前的警钟”，也像一场“错位的焦虑”。当年争论的“问题”在今天几乎全部应验，但“答案”却已不在知识分子手中。

　　当年王朔被当作“人文精神沦丧”的靶子，但今天的短视频、网红直播和AI内容生成，才是真正的“王朔升级版”——更彻底地解构权威，更纯粹地拥抱流量。今天我们看见，“娱乐至死”不仅没有导致文明崩塌，反而成了主流生活方式。这说明了当年精英担忧的“大众侵蚀精英”，早已成为既定事实，而“是否应该抵抗”这个问题本身已失去了现实意义。

　　当年学者忧心“物欲横流”，但今天人们面临的却是“精神内耗”和“意义感的碎片化”。物质丰富了，年轻人却更热衷于心理学、玄学、数字极简主义，这恰恰印证了人文精神并未消失，而是从“宏大集体理想”转型为“个体微观心灵救赎”。那场讨论预见了危机，却没有想到当代人会以如此“私人化”的方式应对。

　　当年痛斥的“文化庸俗化”，在今天催生了奇特的“文化资本”变现，书店成为打卡地，哲学课成为付费产品，国潮复兴成为营销符号。人文精神并未消亡，而是被市场逻辑“收编”为消费品。这比当年最悲观的预测还要复杂，不是没有精神，而是精神必须“带货”才能生存。

　　那场讨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永恒的追问：当社会飞速变化时，人安身立命的“意义”在哪里？但今天回看，它最大的局限，是低估了科技和市场的重构能力。

　　就像此刻，我一边翻阅着齐泽克的《享乐与虚无》，一边在心里盘算，要不要去买一台折叠手机，方便随时写点东西。